刘伯温的“谋臣”悲剧:一厢情愿想做“帝王师”

作者:admin 来源:未知 点击数: 发布时间:2019年03月15日

  朱元璋统一天下,刘伯温和其他开国功臣一样得到了封赏,这似乎实现了他的人生抱负,但作为儒家知识分子,新朝的肇建又使刘伯温自觉背负了一种新的使命,这就是“导君于正”,使新皇帝符合儒家的政治文化传统。而就是在这方面,刘伯温开始品尝苦涩的滋味,因为在朱元璋这样的雄主手下讨生活,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

  元至正十九年十一月,朱元璋的部队攻占了浙江处州(今浙江丽水),因为在故乡的声望,刘伯温和另外三个当地著名知识分子—叶琛、宋濂、章溢,一起被朱的兵士送到应天(今南京)去见朱元璋。《明史》记载了这四人与朱元璋见面的场景:“太祖劳基等曰:‘我为天下屈四先生,今天下纷纷,何时定乎?’”朱元璋表现出了礼贤下士的态度,向他们请教如何统一和安定天下,章溢回答说:“天道无常,惟德是辅,惟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耳。”意思是只要朱元璋保民安民,就能收拾人心,完成霸业。

  作为深受儒家文化洗礼的刘伯温,这么快就倒向一个传统观念中的“乱臣贼子”,其中当然有多层因素的作用。史籍中流传一个“西湖望云”的故事,说刘伯温早在投朱之前就发现金陵(即南京)有所谓“天子气”,所以决心“辅之”。这无疑是无稽之谈。刘伯温之投效朱元璋,首先自然缘于对元政权的失望;其次,此时朱元璋的一些作为契合刘伯温的期待—朱元璋部队的军纪相对较好,朱元璋本人比较能够礼贤下士,朱元璋表现出了强烈的统一天下的愿望,这些都是他区别于其他群雄,而对刘基这样知识分子具备吸引力的地方。除此之外,还有两点非常重要:一是朱元璋打出了民族牌,以驱除异族政权为号召;二是此时的朱元璋已经意识到,要想统一天下,一味的大破坏是不行的,还必须着手于建设,而要进行建设的工作,又必须依靠缙绅阶层,尽可能维护他们的利益。

  早在刘伯温辞官隐居期间,他就在《郁离子》中说,要“稽考先王之典,商度救时之政,明法度,肄礼乐,以待王者之兴”。而此时的朱元璋,颇有一些“明法度,肄礼乐”的气象,他成为刘伯温心目中正在兴起的“王者”,不是一种很自然的事情吗?

  关于刘伯温在朱元璋打天下过程中的作用,虽然不像传说中那样神奇,但他和其他知识分子一起,帮助朱元璋在乱世中恢复秩序,是值得历史肯定的。

  朱元璋统一天下,刘伯温和其他开国功臣一样得到了封赏,这似乎实现了他的人生抱负,但作为儒家知识分子,新朝的肇建又使刘伯温自觉背负了一种新的使命,这就是“导君于正”,使新皇帝符合儒家的政治文化传统。而就是在这方面,刘伯温开始品尝苦涩的滋味,因为在朱元璋这样的雄主手下讨生活,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

  刘伯温入明后活了七年有半,在这不算长的时间里,他先后几次受封,又几次被打发回乡。从他第一次被斥退的经历中,可以看出“伴君”确实是一件危险系数极高的工作。当时南京从夏天到秋天一直没有下雨,求雨也没有效果,刘伯温借机指出了三条弊政:一是阵亡将士的妻子数万人都被迫住在“寡妇营”,不许外出;二是为营建工程的工人死亡,尸体暴露不收;三是敌方头目既然已经归诚投降,就不适宜充军。古人认为天象由人事决定,刘伯温借求雨的机会进谏,使朱元璋只好同意其请,可过了十来天仍未降雨,朱元璋立即作出了“刘基还乡为民”的处罚。但刘伯温被免职仅三个月,朱元璋又想起了他,令他火速从家乡赴南京,恢复了其官职。而到了洪武四年(1371年),他在得到封爵之后,再一次被赐归。

  如果说第一次被贬,刘伯温由于功名之心未灭还满怀惆怅,那么他后来的被放归,则更像是一种自我放逐。这不仅因为明初同僚的倾轧十分激烈,不同派系之间的权力斗争已到白热化的程度,更因为他对“圣意难测”有了更深的理解,对在雄主手下讨生活充满了忧惧,深知只有韬光养晦才是自我保全之道。

  然而刘伯温到底是读书人,尽管他感觉面前这个曾经与自己共过患难的人越来越难以捉摸,但在反复放归、召还的过程中还是要战战兢兢地尽儒者的本分。他劝朱元璋,“霜雪之后,必有阳春,今国威已立,宜少济以宽大”,要朱元璋保存臣子的体面,不应动辄羞辱,都是非常有针对性的;他又提醒朱元璋,对遁逃北漠的元朝大将王保保不能轻敌妄进,结果也被他不幸言中了—名将徐达在追击王保保的一战中,几乎全军覆没。

  忧谗畏讥的刘伯温准备在家乡终老,但善于占卜的他却不知道,自己的命运并不在自己手中。很快,他就出事了。又使天灾进一步演变成人祸,中国大地,一时饥民、流民、盗匪四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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